从上世纪末启动的医改到2009年的“二次出发”，2020年，新医改已迈入第二个十年。如果把第一个十年以“遏制药品、耗材价格虚高为突破口”的医改称为1.0时代，那2020起的下个十年，则是以“价值医疗”为核心导向的2.0时代。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8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5623.55亿元，约占全部财支出的7%，较2017年14450.63亿元增长8.1%，其中财政对医保的补助(补需方)约占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48%。面对医疗开支的持续上升，人口老龄化以及慢性病的挑战，我们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医院为中心、体系碎片化以及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为主的支付模式等问题更加凸显，使得医疗服务体系的变革需求更加急迫。

  在此之下，以“推动医药卫生体制从服务量驱转变为价值，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用”为核心的价值医疗，开始步入管理者及相关研究者的视野。

  2019年，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曾在公开场合表态，医改的1.0时代是以“遏制药品、耗材价格虚高为突破口”，剑指由此带来的过度医疗的问题。2.0时代的医改，是以价值医疗为导向的改革，追求有限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效应，追求性价比最高的医疗模式。

  直观来看，价值医疗=医疗的疗效和患者的健康产出/为此支付的总量成本。数值越大，则价值越大。为提升价值，一方面要着眼于提高产出，严把医疗质量，另一方面是着手减少相关成本。前者涉及供给端改革，务求实现更有效的医疗服务、更高的患者满意度和全民健康水平；后者则涉及支付端改革，促使医院实现由规模向精益的发展模式转变，及医保基金与患者负担的降低。

  2018年，国家医保局正式挂牌成立，探索如何在一定成本下获得最佳的健康结果和患者体验，实现医疗服务提供方与需求方利益的平衡，如何基于价值医疗进行医保战略性购买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为此，国家医保局紧锣密鼓的出台基于价值医疗理念的多项政策：药品4+7带量采购、药品跨区域联合集中采购(GPO)、抗癌药医保准入谈判、高值医用耗材国家谈判、DRG付费等等。密集出台的政策背后，映射的是以健康中国战略为改革理念，基于价值导向，联动医保、医疗、医药的渐进式改革的持续推进。

  聚焦到医院管理层面，医改2.0时代，医院的成本、质量管控进程，被按下了加速键。

  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外部整体政策环境及医改走向，在着眼于提高质量、减少相关成本的价值医疗导向下，在DRG付费改革、药品耗材零加成、强化临床使用评价等政策持续推进下，医院的成本管控压力势必与日俱增，并且要严把医疗质量安全，探索健康结果最优解的实践模式。

  另一面的压力来自于医院内部。随着药品耗材由医院的利润中心转变为成本中心，医院的收入压力激增，而成本却呈刚性增长。从医院成本构成来看，人力成本约占医院总成本的30-35%，药品耗材的成本则占医院成本的50-55%，设备经营成本约占7-10%，在人力成本只增不减、新医疗设施成本持续走高的大势下，药品耗材作为医院第一大成本项，急需从“采购”源头开展全方位的管控——即在采购执行、流程层面，更看重安全合规、精益高效；在医院物资的遴选及采购方面，更看重“质优价低”。

  基于价值医疗视角下的医院采购全维度管理，是一个时代命题，充满新意和挑战。原因之一在于价值医疗既关注成本，也关注质量，给医院采购，尤其是医院物资采购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其一，严把医疗质量安全。医疗设施、耗材等医用物资，尤其是新技术、新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管控难度加大，医用物资遴选的科学决策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医院物资的招采准入也急需规范化，对设备耗材质量安全、资质经营风险进行相对有效管控。

  其二，对采购合规及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传统采购管理模式，缺乏与具体业务契合度高、且行之有效，安全合规的标准化流程管理。同时线下采购，缺乏关键信息的留痕与记录，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时难以追溯、查证。另由于涉及部门众多，业务复杂，并基于合规考虑，大多数医疗机构的采购流程繁琐，且监管环节多、审批时间长，极大程度的影响了采购速度、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其三，成本管控压力激增。如何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提升采购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实现最超高的性价比物资的采购是当下摆在各大医疗机构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四，搭建全链条的采购管理体系。在信息化系统支撑不足的情况下，采购往往和医院申购、入库、资金、合同管理等环节脱节，不能够满足价值医疗下的全链条管控诉求，导致采购管理的碎片化。

  其五，基于数据科学决策。采购管理的碎片化还体现在各科室之间。价值医疗既关注成本、也关注质量，由于缺乏全链条的管理，数据无法相互连通，很难形成基于临床路径的资源消耗优化模型，物资的采购缺乏临床有关数据的支撑，质量与成本两手抓难以形成闭环。